至此，相信大家都能确定谁在离婚后更需要涉案车辆了吧？更何况是当场看着证人作证的法官。就这样，本律师成功引导对方证人，不仅让对方无法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，反而让证人在不自觉中帮我们就车辆问题做了证。而对方的律师却摄于庭审规则不能插嘴，只能干着急。所以直至证人作证完毕，走出法庭时还不明白自己在法庭上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！女方住在自己父母家，且所居住房产是女方父母的，并非租房，所以不是临时居住，女方离婚后的生活环境便利状况是可以继续维持的，对车辆的需求自然不如男方强烈；3、女方父母身体很好，而男方父母患有慢性疾病需要经常由男方开车带着去医院看病。
姑且不论女方所称暴力是否符合离婚赔偿的法定条件，单就父母与子女具有天然的利害关系，其证人证言的可信程度就大打折扣。所以在法庭上，女方的父母始终无法证明暴力的存在。但本律师却没有就此放过这两位证人，而是认为可以尝试引导他们为我方在争夺车辆的问题“帮个忙”。于是，在轮到我方对证人发问时，本律师先详细询问了所谓家庭暴力发生时的一些细节，目的是迷惑证人，让他们误以为本律师要在暴力问题上寻找他们证言中的漏洞。看到证人认真作答后，本律师明白他们已经“上道”了。于是，本律师话锋一转，突然问了如下几个问题：“1、原、被告分居后，女方是否与你们住在一起？2、你们居住的房子在谁名下？3、你们的身体是否有慢性疾病？”由于本律师的问话突然，证人又必须当场作答，所以只能在还没有弄清问话目的的情况下如实回答：“1、自己的女儿在分居后当然和我们住在一起；2、居住的房子登记在女方父亲名下；3、我们身体很好，没有慢性疾病。”